聖嚴法師學思歷程
A Journey of Learning and Insight

一、無憂的童年

我的出生地是在江蘇省南通縣狼山前的小娘港，那是民國十九年（西元一九三○年）的農曆十二月初四。但是，我對於出生地的情況毫無印象。因為，在襁褓中，也就是民國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一年），發生了長江大水災，就把我的出生地一捲而光，不僅地上物下了長江，連土地也因為那一段的長江兩岸，南邊漲，北邊塌。在一有記憶的年代，就知道我出生的老家所在地，早已進入長江，離開江邊有數里之遙了。

據父母說，我們這個張氏家族，原住在長江出口處一個三角洲的崇明島腳盆圩。從「腳盆圩」這個名字看來，應該是海邊一個低窪的地區。因為一場大水災，就把我的高曾祖父，趕到了南通的狼山前。到我出生的時候，我家的近親也都住在南通和海門一帶，所用的語言，則還保持著崇明島的口音。民國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一年）之後，這個家族，除了住於海門縣的遠房親戚之外，也都遷到了江南的常熟縣常陰沙，讓這個張氏家族，遍歷了滄海桑田的憂患。

直到現在為止，我還沒有看過我們張氏家族的族譜，因為世代播遷，流離失所，既沒有三代或五代同堂那種大家庭環境，也沒有財力為張氏家族的祖先建一座宗祠。雖聽父親說過，我們張家有一本族譜，但是，卻沒見過，因我父親本人是不識字的文盲，所以也不重視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名叫張希凡，祖母蔣氏，父親叫張選才，母親陳氏。雖然南通曾經出過一位狀元張季直是我本家，好像除了同樣是姓張之外，和我的家族攀不上關係。

我家到了江南，父母帶著我們六個子女，在被長江的水患洗光之後，到江南租到了七畝地，搭建了三間草屋，一邊做佃農，同時也做散工，來維持一家的溫飽。

當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，已經進入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期間。在戰略物資的重點需求之下，記得我們鄉下，常常是一年種稻，另一年種薄荷；一年種豆，再一年種棉花，而不論種什麼，總是吃不飽。因為，除了地主需要租糧，軍隊亦需要軍糧。當時我只有十來歲，就必須要做童工，並且被軍隊徵去構築軍事工程。所謂「民不聊生」，還必須求生的淒慘景象，我都親眼看到了。但是，在兒童的心目中，並沒有太多的憂慮和不安，總認為人間的生活，就是這個樣子嘛！後來，漸漸地聽到了一些小說故事和大人們談論的歷史片段，才知道我出生的時代，正好是中華民族面臨著外有強敵環伺，內有軍閥割據的時代。而最不幸的是，日本軍閥的侵略，造成了中國全面的不安和動亂。我真是生不逢辰，趕上了兵荒馬亂的一個歷史過程！

我家窮，我們鄉間，就是有錢的人家也窮。因為，整個大陸普遍地都窮。我去看過地主家的宅院，不過是房子多些，占地面積大些，他們所擁有的糧食和衣物多些。但是，論其品質，也跟我們窮人好不了多少。當時，據說在常熟縣的境內，共有三位大學畢業生，我家地主的少爺，便是其中之一，我們鄉間都把他當成是現代的狀元。但是，到了民國三十七年（西元一九四八年）底，那個地主的家族，也迅速地沒落了。為了逃避鄉下的動亂和危險，到上海依附親戚的時候，竟然跟我的三哥坐著同一節火車的普通車廂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我們張家這一族內，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。時代的環境不許可他們讀書，他們也無書可讀。我的上邊有三個哥哥、兩個姊姊，只有二哥，憑他自修，能夠粗通文墨，其他四人則都是文盲。因為，當時沒有國民小學，只有私立小學和私塾，父母要把孩子送去讀書，必須賠上雙重的損失：第一，學校需要學雜費乃至服裝費；第二，孩子去讀書，就沒有時間去做工，也就是勞動力的損失。對於像我家這樣窮的一個家庭，實在無法負擔得起。

兒童時代，我是一個體弱而又智弱的低能兒，身體經常有病，據說是因為當我出生之時，母親業已四十二歲，一個鄉下的貧婦，早已沒有奶水，加上當時的食物，不僅粗糙而且稀少，所以營養不良。幼年時，成長奇慢，到了六歲才會走路和學會講話。九歲時，因為哥哥、姊姊們都長大了，已能幫助父母做工賺錢，才考慮把我送到附近的私塾上學開蒙。我還記得第一課上的是四句話，十二個字：「上大人，孔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」但是，它們的意思全然不知。那位蒙館的老師並沒有說明：「上大人」就是孔老夫子，他的學生有三千人，其中有七十位賢士。這是私塾裡慣有的教讀方式。

我前後一共換了四個私塾，原因有兩點：第一，那些老師的私塾，開開停停不能持久；第二，我家的經濟時好時壞，不能連續地供給我的學費，並且需要我去做工以貼補家用。

十二歲時，才算進入正式的小學。從三年級下開始，到第二年讀完四年級，由於年景不好，家境窮困，我便從此輟學，跟著父兄們到長江南岸的新生地築堤，做小工了。